□ 樊哲

李世达，字子成，号渐庵，晚号廓庵。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生于泾阳县城东宜善乡包方里花园李村（现泾干街道花李村），他19岁中举，23岁中进士，后历任山东巡抚、漕运总督、浙江巡抚、南京吏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等朝廷命官，卒赠太子太保，谥号“敏肃”。

李世达在朝为官四十余年，担任过吏部、刑部、都察院等朝廷中枢系统的“一把手”，他的建言献策对明后期的朝政产生了一定影响，他对朝廷时局的主要见解和施政方略主要体现在《李世达奏议》中。奏议集由李世达的女婿、明末三原文人温予知搜集整理、刊印出版。全书共四卷，121篇，洋洋九万言。

《李世达奏议》中的一百多篇奏章，除了最后十余篇强烈要求辞官归乡的制式文章外，其余都是关于国计民生、官员选任、澄清吏治的经国济世之论。其中《题为覆议新河难通海水转漕不便疏》是李世达所有奏章中最长的一篇，长达3000多字，奏章内容是为了陈述即将上马的“国家工程”——胶莱运河的建设利弊。时任山东巡抚李世达却觉得兹事体大，不能仓促上马这个工程。为此，他不仅详细翻阅元代史料中关于胶莱运河的记载，还亲自到河海交汇处勘探涨潮深浅和距离，辨别海风方向和大小，计算试验段工程的凿河资金使用情况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运河水浅，几乎没有运力，且耗费巨大，劳民伤财，应尽快终止。他在奏章中写道：“臣自勘议以来，发白骨立，日增一日，曾亦自念此役财用在国家，苦劳在百姓，责任在刘、徐，事成则臣或与赏，不成则臣亦无罪。臣何过计如此？亦何苦力争可否，自速罪戾？第以国家大计，朝廷大政，钦奉明旨不许含糊致误，臣身在地方何敢不尽其愚？”“不得以数十万金，动数万众，徒事旦夕之谋，而诿之曰，善后之策，非所逆睹。如既以劳费不资，善后无策，即亟请报罢”虽是一篇公文奏折，但为了追求客观真相，对皇帝既动之以情，又晓之以理，一位一心为了百姓社稷、忠心无二的国家大臣形象如在眼前。

在上书《题为禁止参谒疏》时，李世达正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是负责纠劾百官、辨明冤枉、督察各道的最高监察机构的首长。面对明代后期官场的不正之风，他指出，“朝廷设官，本以为民，乃今之官，多不以民事为念，而惟以奔走奉承为心者，此其弊实由在上者乐于趋奉，故在下者敢于奔竟耳。”官员往来拜谒，互通款曲，严重影响了吏治清明，给人民增加了负担，而上有所好，下必效之是其根源。他积极建议要求中央六部及各省地方，“严禁所属，今后各须体念民艰，务以职业为重。或遇上官入境出境，不许远驰迎送；下官到任离任，不许越境参辞。至于节寿等仪，一切禁免。有不遵守者，听抚按官即时参究。”这种对官员自身的严格要求和禁令，虽然说的是细枝末节的小事，但至今看来，也有其积极的意义。

纵观数万言的《李世达奏议》，其中《合请免逮魏总督疏》令人动容。魏总督即魏学曾，也是泾阳人，年长李世达八岁，他们既有泾阳同乡之情，又有同朝为官之谊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魏学曾任兵部尚书、总督陕西三边军务，为西北封疆大吏，李世达时为都察院左都御史，督天下百官。当时魏学曾受命赴宁夏平叛，迅速恢复河西四十七堡，唯宁夏镇迟不能复，在计划招安叛军即将大获全胜时，因停驻固原十余日等待消息，被神宗责以“玩寇（玩忽职守）”的罪名逮捕进京。《合请免逮魏总督疏》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为了营救魏学曾而上书皇帝的。他写道“在事诸臣，已有旨大行升赏，而积劳如学曾，乃今尚在逮系，所谓满堂宴笑，一夫向隅，臣等心窃悲之。而臣等若不预为一言，恐万一老病在途颠越，则所关于圣政国体者非小，臣等之责何辞也？”李世达从自己所肩负的左都御史的责任来说，不能不为学曾含冤被逮发声。行文最后，他从大臣功而受罚，实为天下人所寒心的角度为魏学曾大声疾呼。万历帝最终释放了魏学曾，学曾遂以原职致仕，去世后追谥“恭襄”。

明末大文豪于慎行在这本奏议的序言里，给李世达以极高的评价，他写道“因以窥公之器，博大雄浑，如万斛之舟，载而行于江海，愈远愈平，而不知波涛之险。其神识卓迈，高出流俗，如乘千仞之丘，以眺岗莽，决眥天倪，众目徊惶不知其所观也。”这是与李世达有过交集的同时代人，对这位泾阳先贤的敬佩与认可。